评王世贞《严嵩传》【转】
作者:王建成
明代嘉靖朝首辅严嵩,是一个被骂了几百年的大白脸,妇孺皆知的大奸臣。近年随着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少学者提出严嵩问题乃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大错案,其本来面目并不坏,从政数十年做了不少好事,办了不少实事,应该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之所以名声不好,完全是其政敌所强加的,冤枉地被打倒了还要再踩上一只脚,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屈死鬼!历史上这样的冤案实在太多了,而严嵩则是其中骂得最响,屈得最甚的一个!
现已查明,致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于死地的乃是其副手与后任首辅徐阶,而使其声名狼藉的则是另一个政敌王世贞。
明朝的首辅似相而非相,至嘉靖朝则相互倾轧,你下台,我上台,愈演愈烈。次辅徐阶早就觊觎首辅这个位置,终于以种种手腕排挤严嵩出阁下台;一不做,二不休,又以“通倭谋反”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斩杀严世蕃。这样做实在有点过火,当时就有人反对。为障人耳目,不留后患,他想到了“口诛笔伐“,把住舆论关。物色了一个“能以毛锥杀人”的才子王世贞,给他提供方便,‘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终于写出一本《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的《严嵩传》最为详细,长达一万余字,极尽“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之能事,为后人之评价严嵩,定下了基调,提供了范本。
世贞行文,颇善描绘。他首先为严嵩画像,说他“貌赢享鸟衣”、“狷隘睚眦”,具体事例是“奉使至广西,道谒乡人李遂”。查明史确有李遂其人,籍贯为江西丰城,算是严嵩的大同乡,称“乡人”没有错,但这个李遂这时还只有十四岁,根本不可能到广西去做官。而严嵩这时已经三十九岁,早已中举入仕并奉命去广西册封靖江王,不可能去拜访李遂,可见一开笔就有假。不仅把严嵩“布币而再拜曰”那段话搞假了,还把他父亲的身份也搞假了。严嵩的父亲严淮本为一介诸生,从来没有出任做过官。王世贞则说:“父为藩司吏”,生而“奇之”。还把他中举的时间也搞错了,严嵩本来是十九岁就“举于乡”,却写成了“二十二岁举于乡”。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写错了三个地方。
接着写严嵩的升迁,是一部“私之”、“臾之”、“躐得之”的发迹史,当祭酒是“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当尚书是“谋于辅臣”、“从臾之”;入内阁是“嵩复私于言,躐得之”。结语是“始谬为恭谨,以迎合上意”。还说他是“以万寿贺表至京师”,否则还会“在南京逾五载不召”。一副奸雄相就这样画出来了。
查严嵩自弘治十八年廷试中二甲第二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由七品升四品)用了二十年时间。比他后入翰林的早就升官了,严嵩循序早就该升,怎么算是“私之”呢?其在南京数年,确有建树,已经任南吏部尚书,有资格“考满”晋京,怎么算是“从臾”呢?嘉靖十五年五月二日,五十七岁的老严嵩奉命赴京,十八日即任命为礼部尚书,是皇上看中了他的政绩和才能,朝中大臣也交相荐举的结果,并不是象王世贞所说的“以万寿贺至京”,意即为向皇帝贺寿拍马屁这才来京的。查嘉靖皇帝的生日是八月十日,严嵩早在五月份就来了。王世贞不是不知道,却故意要这样写,是故意损人。在礼部六年,政绩卓著,接替夏言入阁任次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嘉靖朝的几任阁臣都是礼尚书提上来的,不是什么“躐得之”。王世贞之所以这样落笔,无非是说他的来路不正,是私躐得来的,这就为尔后的“窃权”、“专横”,埋下了伏笔。
入阁拜相,是严嵩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头戏,也是这部传记要写的重点。在王世贞的笔下,这个先任次辅后任首辅的严嵩先是“益骄”,后是“益横”,接着是“益发舒”。严嵩“在直”二十一年,克尽职守,他也承认是“或累月不出”。那末都做了那些事情?则只字不提。群臣交章弹劾,他在传记中则详加引用,可那皇上却“皆勉留之”,也一笔带过。洋洋万余言,看不到严嵩半点政绩,通篇全是“污佞不当”、“中外侧目”、“公论益鄙之”的描述,而所列事实,多为道听途说,主观臆断,经不起检验与推敲。
明朝设御史、给事中等谏官,专司弹劾,大臣遭受弹劾,乃司空见惯之事。王世贞所写的几位首辅——张璁、夏言、翟銮、徐阶,莫不遭受过弹劾,张璁曾遭到百余次的攻击,比严嵩的“被劾”多得多,他所写的《张璁传》没有引用一例。而《严嵩传》则引用达十余例,开传记中引用奏疏弹劾之先河。《明史纪事本末#8226;严嵩用事》起而效尤,全文引用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请诛贼臣疏》,为严嵩后来之所以定为“奸臣”,留下了一颗重型炮弹。
对于谏官的劾奏应该怎么看?可信不可信?明代谏官汪文辉曾陈四事,现身说法,说明弹劾之事,或“倾蹈”、或“苛刻”,“颠倒是非”、“极言丑诋”,根本不可信。故“嘉靖中年,益恶言官”,对弹劾严嵩的奏章抱有厌恶的态度,甚至予以惩治。王世贞在“严传”中所列举的遭受惩治的几个谏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并非其报复所为。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当过官的在官场混过几十年的王世贞,是深知其个中三昧的,之所以还要这样写?就是要借用弹劾者之口,向严嵩脸上抹黑。
这篇传记,有好几段在写内阁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这是明代政治的一个特色。争权夺利,封建社会的官场概莫能免,乃制度之使然,不能归罪于那一个人。严嵩在官场斗争中并非如传记所写的那样狠毒,相反倒是有点心慈手软,最终成为失败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和夏言是有过斗争,对国事边事有不同的看法,对人事任免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都是正常的议事议政行为,不能说一有龃龉就是倾轧,就是构陷。夏言三进三出,最终因得罪皇上被杀,乃咎由自嘉靖之“果于杀戮”所使然。王世贞在《夏言传》中亦详加叙述了,却在这篇嵩传中先是说他“倾夏言而斥之”,后又说他“为嵩及崔元、陆炳构,伏法”,把夏言遭斩,一古脑儿推到严嵩身上。
对于严嵩与另一个首辅翟銮的关系,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争斗。翟銮因儿子考试舞弊下台,本来与严嵩无关,王世贞却凭空加了一句“嵩乃授风旨于给事于中王交辈,俾发其事”,导致翟銮的下台,严嵩就益发舒了。奸雄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又升了一级!而事实的真相是,严嵩和翟銮是同届进士友好,在内阁相处年多,并无争执,是嘉靖朝内阁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时期。翟銮去世后,两个儿子也复了官,还专门找严嵩为乃父写碑铭,如果真的是严嵩指使将他们打下去,这两个也颇有头脑的儿子是不会找他写碑记的。
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严嵩的罪名是“党恶遍居要地,将帅率以贿通”。所谓“党恶”举了吴鹏、欧阳必进、许论、万采、方祥五人。前三人官至尚书,算是身居要地,但并非“党恶”。许论守边数有功,这才进兵部尚书;欧阳必进历官数年,所在有政绩,还是一个发明绳索牵引机的为人民办不少好事的实干家,是凭政绩上来的。严嵩原来并不认识他,也不是什么姻亲。王世贞却在这里大肆渲染其所谓裙带关系。吴鹏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这三位身居要地的尚书都不能算是什么党恶。而万采、方祥只不过是一般的郎中、员外郎,并未居要地。
“将帅率以贿通”。帽子就更大了,好象那么多将帅都是从严家买来的,而所举仅杨顺一例。杨顺守边失事,是有过,严嵩当年也曾指责过他,并非一味包庇。守边失事者多矣,有的没有追究。而杨顺则追究得被腰斩,实为另有隐情。原来这个杨顺任御史时曾经揭发过徐阶的儿子考试舞弊,这事闹得很大,差一点掉了徐某的官帽,徐阶一直怀恨在心,上台后便籍口将他杀了,看来也是一冤案!
被控为“嵩党”或所谓“依附严嵩”者多为有识之士,如唐顺之、赵贞吉、赵文华、胡宗宪等人,均不同凡响。唐顺之乃一代名士,学问渊博,有多方面的成就,从内心中赞佩严氏而为之用,并非不自觉入其彀中。胡宗宪平倭有功,尽人皆知,嘉靖皇帝也说过“宗宪非嵩党”。至于赵贞吉,则更有一段插曲。
庚戌之变,“边众大侵”,严嵩日夜操劳,上下沟通,左右协调,作出一定贡献。世贞只字不提,却大肆渲染他“乃激上怒,杖贞吉而谪之荒徼。”又将丁汝夔和杨守谦之被诛也归罪于“嵩皆不能救。”如是地一详略,严氏的祸国殃民形象,又跃然纸上矣!
赵文华两次南下督师,为平定倭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个敢想敢做的人物。而在王世贞的笔下,却成了一个“小人”,既陷害了张经,又倾倒了李默,为后来之随同严嵩一道列入“奸臣传”,定下基调。一棍子打死一罺人,王世贞的笔杆子,亦可谓厉害矣!
至于严嵩与徐阶的关系,这篇传记也是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徐阶之所以能够升迁,有赖于严嵩,是严氏举荐他入阁办事作他的接班人,并结为姻亲。而王世贞却说他在“百方阻其进”;还说“嵩故与阶隙,惧而置酒要阶”。这都是一损一褒之词。徐阶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广积钱财、并非清正廉洁的人物,仅田产就在几十万亩,著名的“海青天”海瑞曾经查办过他。而王氏却在这里宣扬“阶洁廉”。写这句话时海瑞正在查勘徐家。世贞近在咫尺(他们都是近邻),不会不知道。可还是要这样写,受人之托,于是便美言几句,其用心亦可谓良苦矣!
上面这些,写了那么多,给人的印象自然是一个“奸”字。还有更厉害的,则是一个“贪”字。传记最后一段写道:“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这是根据江西巡按御史成守节奉命抄查严氏家产上报的数字,实际上并没有抄出那么多。嘉靖四十四年十月的“实录”上记载仍“不充二百万数”,故后面加了一句“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追查二十年都没有抄到二百万这个数目,可见其上报有假,而更有假的是后面的这句话“它宝玉重器服玩所有又数百万”。这就是个天文数字了,严嵩的家产该是千万以上!而实际上其他宝玉器所使在抄家记录《天水冰山录》一书中已有记载,北京严府抄出的珍珠宝石只有二十四两五钱;江西抄出的珍珠宝石也是二百六十两;抄出的绸缎布匹估价为一万五千两,帐幔被褥估价为二千二百两。加上其他贵重物品,也不过是价值几万两银子,何来数百万两之有?
严府家产主要是严世蕃非法所得,比起那时的大贪官来并不算多。嘉靖朝几乎是无官不贪,皇上开只眼闭只眼,并不惩办贪官。严家之所以被抄,是因为有所谓“谋反”迹象这才查抄的。而这个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严世蕃无辜背了一个“谋反”的罪名,严嵩也就跟着背了个大奸大贪的罪名。深究细考,这些罪名都不能成立。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篇千古奇文《严嵩传》。把这篇奇文吃透了,严嵩问题也就清楚了!
王世贞之所以不顾客观事实肆意谩骂歪曲写严嵩父子,也是另有隐情:
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守边失事,按律当斩,严嵩曾经保过,嘉靖皇帝执意要杀。世贞兄弟上门求救,严嵩父子表示无能为力,最后还是杀掉了。王世贞就认为是严嵩父子之过,发誓要报这个杀父之仇。居丧期间,闭门不出,写剧本,作诗词,谩骂严嵩父子。徐阶随即乘机收买他,结成倒严联盟。严嵩倒台没多久,那个指名道姓谩骂严嵩、严世蕃的八幕戏剧《鸣凤记》就上市公演。接着是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出台,骂他们是“朱蛇”,是“贪狼”。而这份《严嵩传》则是以正史的面孔出现,给人们以盖棺论定的感觉。一百年后,清朝修明史,就是以这份传记为篮本,将严氏父子并赵文华、鄢懋卿列入“奸臣传”的。徐阶动手于前,世贞行文于后,严嵩的家产、声誉全完了。始作俑者,就是这个王世贞!
徐阶掌权,王世贞又“独主文坛二十年”,谁敢说半个不字!朝中大臣只顾保住自己的纱帽,无人站出来说话。但是在野的有识人士还是要说,艾南英就是一个,这位明末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看完《严嵩传》后就哀叹“呜呼,信史果如是哉”、“世贞罪状相嵩,独可信乎?”他就不相信这是可以信赖的历史,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文士以修怨无君者,太仓王世贞也!”
一部好的人物传记,本应详记传主之所作所为,做了哪些事,于国于民有何贡献,而不应该喋喋不休,通篇都是人际关系。严嵩为宦数十年,所写奏章,不下数百件,均纪录在案。王世贞尽窥“金匮石室”之藏,一定看过。别的不说,仅就一份《谏北伐书》,就使嘉靖帝免蹈“土木之变”的覆辙(土木之变,英宗皇帝都当了俘虏)。至于《陈边事》、《再陈边事》等奏章,更有真知灼见。王世贞一概视而不见,一笔带过,说什么“既条对,平平耳”。
严嵩当政时最大的事件是“南倭北虏”问题,对待这个问题,传主作为当政首辅,看不到所起的作用,而只有反作用。北虏入侵时,严嵩“激上怒”杖了赵贞吉“以自快”。而丁汝夔,杨守谦被杀,“嵩皆不能救”,皇帝要杀人,当首辅的不能救,这也成为罪过。嘉靖帝杀了很多人,这个严嵩不就成了“十恶不赦”了。
严嵩从政数十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研究明史,必然涉及严嵩。随着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严嵩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十几年来,开过几次明史学术讨论会,都涉及到严嵩。笔者认为:凡事要探源,研究历史,更是要溯其本原。严嵩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这篇传记之“作俑”于前,“滥觞”乎后,把史实弄颠倒了。穷本溯源,就得把王世贞这篇奇文认真研究一番。“奇文共欣尝”,笔者也是在反复吟咏与欣赏这篇奇文的同时,又反复研读与借鉴近年史学界的新论与新作,综合成为本文,也算是一篇学习心得吧。愿以此求教于史学界特别是明史界的同仁们。不妥之处,望见谅,盼指正。
现在,用新观**全面记述严嵩生平的长篇传记《荣辱人生#8226;严嵩话本》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颇受各界人士欢迎。读者欲知详情,不妨去读读这本书。
(作者简介:湖南人,著有《荣辱人生——严嵩话本》、《科技泰斗宋应星》、《**在新余》、《鹰击长空》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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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朝首辅严嵩,是一个被骂了几百年的大白脸,妇孺皆知的大奸臣。近年随着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少学者提出严嵩问题乃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大错案,其本来面目并不坏,从政数十年做了不少好事,办了不少实事,应该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之所以名声不好,完全是其政敌所强加的,冤枉地被打倒了还要再踩上一只脚,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屈死鬼!历史上这样的冤案实在太多了,而严嵩则是其中骂得最响,屈得最甚的一个!
现已查明,致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于死地的乃是其副手与后任首辅徐阶,而使其声名狼藉的则是另一个政敌王世贞。
明朝的首辅似相而非相,至嘉靖朝则相互倾轧,你下台,我上台,愈演愈烈。次辅徐阶早就觊觎首辅这个位置,终于以种种手腕排挤严嵩出阁下台;一不做,二不休,又以“通倭谋反”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斩杀严世蕃。这样做实在有点过火,当时就有人反对。为障人耳目,不留后患,他想到了“口诛笔伐“,把住舆论关。物色了一个“能以毛锥杀人”的才子王世贞,给他提供方便,‘尽窥金匮石室之藏’,终于写出一本《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的《严嵩传》最为详细,长达一万余字,极尽“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之能事,为后人之评价严嵩,定下了基调,提供了范本。
世贞行文,颇善描绘。他首先为严嵩画像,说他“貌赢享鸟衣”、“狷隘睚眦”,具体事例是“奉使至广西,道谒乡人李遂”。查明史确有李遂其人,籍贯为江西丰城,算是严嵩的大同乡,称“乡人”没有错,但这个李遂这时还只有十四岁,根本不可能到广西去做官。而严嵩这时已经三十九岁,早已中举入仕并奉命去广西册封靖江王,不可能去拜访李遂,可见一开笔就有假。不仅把严嵩“布币而再拜曰”那段话搞假了,还把他父亲的身份也搞假了。严嵩的父亲严淮本为一介诸生,从来没有出任做过官。王世贞则说:“父为藩司吏”,生而“奇之”。还把他中举的时间也搞错了,严嵩本来是十九岁就“举于乡”,却写成了“二十二岁举于乡”。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写错了三个地方。
接着写严嵩的升迁,是一部“私之”、“臾之”、“躐得之”的发迹史,当祭酒是“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当尚书是“谋于辅臣”、“从臾之”;入内阁是“嵩复私于言,躐得之”。结语是“始谬为恭谨,以迎合上意”。还说他是“以万寿贺表至京师”,否则还会“在南京逾五载不召”。一副奸雄相就这样画出来了。
查严嵩自弘治十八年廷试中二甲第二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由七品升四品)用了二十年时间。比他后入翰林的早就升官了,严嵩循序早就该升,怎么算是“私之”呢?其在南京数年,确有建树,已经任南吏部尚书,有资格“考满”晋京,怎么算是“从臾”呢?嘉靖十五年五月二日,五十七岁的老严嵩奉命赴京,十八日即任命为礼部尚书,是皇上看中了他的政绩和才能,朝中大臣也交相荐举的结果,并不是象王世贞所说的“以万寿贺至京”,意即为向皇帝贺寿拍马屁这才来京的。查嘉靖皇帝的生日是八月十日,严嵩早在五月份就来了。王世贞不是不知道,却故意要这样写,是故意损人。在礼部六年,政绩卓著,接替夏言入阁任次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嘉靖朝的几任阁臣都是礼尚书提上来的,不是什么“躐得之”。王世贞之所以这样落笔,无非是说他的来路不正,是私躐得来的,这就为尔后的“窃权”、“专横”,埋下了伏笔。
入阁拜相,是严嵩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头戏,也是这部传记要写的重点。在王世贞的笔下,这个先任次辅后任首辅的严嵩先是“益骄”,后是“益横”,接着是“益发舒”。严嵩“在直”二十一年,克尽职守,他也承认是“或累月不出”。那末都做了那些事情?则只字不提。群臣交章弹劾,他在传记中则详加引用,可那皇上却“皆勉留之”,也一笔带过。洋洋万余言,看不到严嵩半点政绩,通篇全是“污佞不当”、“中外侧目”、“公论益鄙之”的描述,而所列事实,多为道听途说,主观臆断,经不起检验与推敲。
明朝设御史、给事中等谏官,专司弹劾,大臣遭受弹劾,乃司空见惯之事。王世贞所写的几位首辅——张璁、夏言、翟銮、徐阶,莫不遭受过弹劾,张璁曾遭到百余次的攻击,比严嵩的“被劾”多得多,他所写的《张璁传》没有引用一例。而《严嵩传》则引用达十余例,开传记中引用奏疏弹劾之先河。《明史纪事本末#8226;严嵩用事》起而效尤,全文引用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请诛贼臣疏》,为严嵩后来之所以定为“奸臣”,留下了一颗重型炮弹。
对于谏官的劾奏应该怎么看?可信不可信?明代谏官汪文辉曾陈四事,现身说法,说明弹劾之事,或“倾蹈”、或“苛刻”,“颠倒是非”、“极言丑诋”,根本不可信。故“嘉靖中年,益恶言官”,对弹劾严嵩的奏章抱有厌恶的态度,甚至予以惩治。王世贞在“严传”中所列举的遭受惩治的几个谏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并非其报复所为。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当过官的在官场混过几十年的王世贞,是深知其个中三昧的,之所以还要这样写?就是要借用弹劾者之口,向严嵩脸上抹黑。
这篇传记,有好几段在写内阁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这是明代政治的一个特色。争权夺利,封建社会的官场概莫能免,乃制度之使然,不能归罪于那一个人。严嵩在官场斗争中并非如传记所写的那样狠毒,相反倒是有点心慈手软,最终成为失败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和夏言是有过斗争,对国事边事有不同的看法,对人事任免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都是正常的议事议政行为,不能说一有龃龉就是倾轧,就是构陷。夏言三进三出,最终因得罪皇上被杀,乃咎由自嘉靖之“果于杀戮”所使然。王世贞在《夏言传》中亦详加叙述了,却在这篇嵩传中先是说他“倾夏言而斥之”,后又说他“为嵩及崔元、陆炳构,伏法”,把夏言遭斩,一古脑儿推到严嵩身上。
对于严嵩与另一个首辅翟銮的关系,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争斗。翟銮因儿子考试舞弊下台,本来与严嵩无关,王世贞却凭空加了一句“嵩乃授风旨于给事于中王交辈,俾发其事”,导致翟銮的下台,严嵩就益发舒了。奸雄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又升了一级!而事实的真相是,严嵩和翟銮是同届进士友好,在内阁相处年多,并无争执,是嘉靖朝内阁中最为平静的一段时期。翟銮去世后,两个儿子也复了官,还专门找严嵩为乃父写碑铭,如果真的是严嵩指使将他们打下去,这两个也颇有头脑的儿子是不会找他写碑记的。
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严嵩的罪名是“党恶遍居要地,将帅率以贿通”。所谓“党恶”举了吴鹏、欧阳必进、许论、万采、方祥五人。前三人官至尚书,算是身居要地,但并非“党恶”。许论守边数有功,这才进兵部尚书;欧阳必进历官数年,所在有政绩,还是一个发明绳索牵引机的为人民办不少好事的实干家,是凭政绩上来的。严嵩原来并不认识他,也不是什么姻亲。王世贞却在这里大肆渲染其所谓裙带关系。吴鹏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这三位身居要地的尚书都不能算是什么党恶。而万采、方祥只不过是一般的郎中、员外郎,并未居要地。
“将帅率以贿通”。帽子就更大了,好象那么多将帅都是从严家买来的,而所举仅杨顺一例。杨顺守边失事,是有过,严嵩当年也曾指责过他,并非一味包庇。守边失事者多矣,有的没有追究。而杨顺则追究得被腰斩,实为另有隐情。原来这个杨顺任御史时曾经揭发过徐阶的儿子考试舞弊,这事闹得很大,差一点掉了徐某的官帽,徐阶一直怀恨在心,上台后便籍口将他杀了,看来也是一冤案!
被控为“嵩党”或所谓“依附严嵩”者多为有识之士,如唐顺之、赵贞吉、赵文华、胡宗宪等人,均不同凡响。唐顺之乃一代名士,学问渊博,有多方面的成就,从内心中赞佩严氏而为之用,并非不自觉入其彀中。胡宗宪平倭有功,尽人皆知,嘉靖皇帝也说过“宗宪非嵩党”。至于赵贞吉,则更有一段插曲。
庚戌之变,“边众大侵”,严嵩日夜操劳,上下沟通,左右协调,作出一定贡献。世贞只字不提,却大肆渲染他“乃激上怒,杖贞吉而谪之荒徼。”又将丁汝夔和杨守谦之被诛也归罪于“嵩皆不能救。”如是地一详略,严氏的祸国殃民形象,又跃然纸上矣!
赵文华两次南下督师,为平定倭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个敢想敢做的人物。而在王世贞的笔下,却成了一个“小人”,既陷害了张经,又倾倒了李默,为后来之随同严嵩一道列入“奸臣传”,定下基调。一棍子打死一罺人,王世贞的笔杆子,亦可谓厉害矣!
至于严嵩与徐阶的关系,这篇传记也是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徐阶之所以能够升迁,有赖于严嵩,是严氏举荐他入阁办事作他的接班人,并结为姻亲。而王世贞却说他在“百方阻其进”;还说“嵩故与阶隙,惧而置酒要阶”。这都是一损一褒之词。徐阶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广积钱财、并非清正廉洁的人物,仅田产就在几十万亩,著名的“海青天”海瑞曾经查办过他。而王氏却在这里宣扬“阶洁廉”。写这句话时海瑞正在查勘徐家。世贞近在咫尺(他们都是近邻),不会不知道。可还是要这样写,受人之托,于是便美言几句,其用心亦可谓良苦矣!
上面这些,写了那么多,给人的印象自然是一个“奸”字。还有更厉害的,则是一个“贪”字。传记最后一段写道:“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这是根据江西巡按御史成守节奉命抄查严氏家产上报的数字,实际上并没有抄出那么多。嘉靖四十四年十月的“实录”上记载仍“不充二百万数”,故后面加了一句“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追查二十年都没有抄到二百万这个数目,可见其上报有假,而更有假的是后面的这句话“它宝玉重器服玩所有又数百万”。这就是个天文数字了,严嵩的家产该是千万以上!而实际上其他宝玉器所使在抄家记录《天水冰山录》一书中已有记载,北京严府抄出的珍珠宝石只有二十四两五钱;江西抄出的珍珠宝石也是二百六十两;抄出的绸缎布匹估价为一万五千两,帐幔被褥估价为二千二百两。加上其他贵重物品,也不过是价值几万两银子,何来数百万两之有?
严府家产主要是严世蕃非法所得,比起那时的大贪官来并不算多。嘉靖朝几乎是无官不贪,皇上开只眼闭只眼,并不惩办贪官。严家之所以被抄,是因为有所谓“谋反”迹象这才查抄的。而这个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严世蕃无辜背了一个“谋反”的罪名,严嵩也就跟着背了个大奸大贪的罪名。深究细考,这些罪名都不能成立。之所以出名,就在于这篇千古奇文《严嵩传》。把这篇奇文吃透了,严嵩问题也就清楚了!
王世贞之所以不顾客观事实肆意谩骂歪曲写严嵩父子,也是另有隐情:
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守边失事,按律当斩,严嵩曾经保过,嘉靖皇帝执意要杀。世贞兄弟上门求救,严嵩父子表示无能为力,最后还是杀掉了。王世贞就认为是严嵩父子之过,发誓要报这个杀父之仇。居丧期间,闭门不出,写剧本,作诗词,谩骂严嵩父子。徐阶随即乘机收买他,结成倒严联盟。严嵩倒台没多久,那个指名道姓谩骂严嵩、严世蕃的八幕戏剧《鸣凤记》就上市公演。接着是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出台,骂他们是“朱蛇”,是“贪狼”。而这份《严嵩传》则是以正史的面孔出现,给人们以盖棺论定的感觉。一百年后,清朝修明史,就是以这份传记为篮本,将严氏父子并赵文华、鄢懋卿列入“奸臣传”的。徐阶动手于前,世贞行文于后,严嵩的家产、声誉全完了。始作俑者,就是这个王世贞!
徐阶掌权,王世贞又“独主文坛二十年”,谁敢说半个不字!朝中大臣只顾保住自己的纱帽,无人站出来说话。但是在野的有识人士还是要说,艾南英就是一个,这位明末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看完《严嵩传》后就哀叹“呜呼,信史果如是哉”、“世贞罪状相嵩,独可信乎?”他就不相信这是可以信赖的历史,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文士以修怨无君者,太仓王世贞也!”
一部好的人物传记,本应详记传主之所作所为,做了哪些事,于国于民有何贡献,而不应该喋喋不休,通篇都是人际关系。严嵩为宦数十年,所写奏章,不下数百件,均纪录在案。王世贞尽窥“金匮石室”之藏,一定看过。别的不说,仅就一份《谏北伐书》,就使嘉靖帝免蹈“土木之变”的覆辙(土木之变,英宗皇帝都当了俘虏)。至于《陈边事》、《再陈边事》等奏章,更有真知灼见。王世贞一概视而不见,一笔带过,说什么“既条对,平平耳”。
严嵩当政时最大的事件是“南倭北虏”问题,对待这个问题,传主作为当政首辅,看不到所起的作用,而只有反作用。北虏入侵时,严嵩“激上怒”杖了赵贞吉“以自快”。而丁汝夔,杨守谦被杀,“嵩皆不能救”,皇帝要杀人,当首辅的不能救,这也成为罪过。嘉靖帝杀了很多人,这个严嵩不就成了“十恶不赦”了。
严嵩从政数十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研究明史,必然涉及严嵩。随着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严嵩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十几年来,开过几次明史学术讨论会,都涉及到严嵩。笔者认为:凡事要探源,研究历史,更是要溯其本原。严嵩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这篇传记之“作俑”于前,“滥觞”乎后,把史实弄颠倒了。穷本溯源,就得把王世贞这篇奇文认真研究一番。“奇文共欣尝”,笔者也是在反复吟咏与欣赏这篇奇文的同时,又反复研读与借鉴近年史学界的新论与新作,综合成为本文,也算是一篇学习心得吧。愿以此求教于史学界特别是明史界的同仁们。不妥之处,望见谅,盼指正。
现在,用新观**全面记述严嵩生平的长篇传记《荣辱人生#8226;严嵩话本》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颇受各界人士欢迎。读者欲知详情,不妨去读读这本书。
(作者简介:湖南人,著有《荣辱人生——严嵩话本》、《科技泰斗宋应星》、《**在新余》、《鹰击长空》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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