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会试第一场】
(感谢学习委员提供的资料,明朝乡试、会试不办准考证,是拿着准备好的制式答卷,前往衙门填写考生信息并盖章。前文错误已全部修改。)
在会试之前数日,士子们拿着路引和官方文书,已经去鸿胪寺报过名。
接着,又带自己准备好的试卷,前往礼部盖章,就是所谓“印卷”。王渊、金罍这种新科举人还好,往届考中的举人,还需把自己的乡试文章一起带去。试卷上填好详细信息,方便礼部安排考房和座位号。
会试流程跟乡试大同小异,也是黑灯瞎火就要入场,也是考生自己钉油布防雨。
历史上这种情况,一直到张居正当首辅才得以改变。
因为天顺年间贡院曾经失火,监察御史是个死脑筋,不敢擅自把贡院的门锁打开,烧死九十多名应考举子,伤者无数。张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训,又认为考棚条件太过艰苦,于是就拆除京城贡院的木考栅,全部改成砖墙瓦顶的考屋。
从此之后,会试考生终于不用再自己钉油布。
今年的竞争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试人数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场会试居然还少了三百。
当然,主要看录取多少。
这谁都说不准,进士名额经常变动,上届录取了三百五十个进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众士子苦等在贡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发抖。也不知是真冷,还是因为太过紧张。
此时的贡院座位有九千个,提前两天便看了座位图,以防止临考时找不到位置。
王渊与邹木挨得不远,中间只隔了八十多号。
这并非巧合。
两人都是治的《礼记》。
按照明初的规矩,《易经》、《春秋》、《礼记》、《尚书》和《诗经》,同考官分配比例为1:1:1:2:2。
其实这个比例,到了正德年间已经很不合理。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进士来举例,《春秋》、《礼记》各二十一人,《易经》七十六人,《尚书》七十人,《诗经》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异常没有?
《春秋》、《礼记》二经的进士太少了,这并非个别现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简单,《春秋》、《礼记》经义太杂,考试的时候容易懵逼。《尚书》虽然公认的学起来最难,但只要学会了,考试其实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难学又难考,《礼记》学起来容易考起来难。
长此以往,治这两经的士子越来越少。而治《诗经》的则多到爆炸,因为《诗经》学起来容易,考起来就更容易。
王渊当初哪知道这些,纯粹是被王阳明和沈复璁带坑里了。
但谁让王阳明和沈复璁是余姚人,那里许多世家祖祖辈辈都治《礼记》。如果按照地域划分,余姚《礼记》天下第一!
这次会试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两人负责《礼记》。
而这两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温仁和,他们共同批改《礼记》卷。
王渊的试卷,百分之百会被王阳明看到,因为两位房官必须重复阅卷,并且要各自给出批阅评语。
敲敲打打把油布钉好,王渊小睡一会儿,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拿到题目之后,王渊直接看《礼记》题,因为“科举重首艺”。这句话,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场”,其中包括四书和五经,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场的五经题。
只要五经题答得好,四书题稍微差些,也很有可能名列前茅。
另外,明代科举并不强制要求做八股文,你牛逼可以自己随便写。不过嘛,八股文是历代士子总结出的文体,只要按照这个格式作文,就能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洁的文字把文章写好,而且最方便考官快速批阅。
明代进士的《春秋》答卷,就偶尔有非八股文出现。
这是因为《春秋》有时出题太难,并且经义非常复杂,不易概括成一句话来破题。遇到这种情况,治《春秋》的士子就选择不写八股,而是以“论”的方式进行作文——风险很大,遇到不负责的阅卷官,这份答卷直接判为不及格。
第一道《礼记》题为:“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联系经义前文,可翻译如下:“审查声,可以了解音;审查音,可以了解乐;审查乐,可以了解政治,治理天下的方法就完备了。”
当然不可能是字面意思,这里边另有深意。
它跟伦理纲常有关,乐有五音,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民事物。
审乐,即观察天下社会之情况,从而找出治政当中的各种问题。某音不对,代指某个方面有问题,比如宫音微弱、商音杂乱,意味着君臣关系不稳,而且隐隐带有兵戈之象。
盛世之音乐,中正和谐;乱世之音乐,怨怒乖戾;亡国之音乐,困顿哀伤。
礼和乐有教化之功,只要能使礼得其节、乐得其音,就能让国家社稷正常运转。
这道题讨论的不是音乐,而是天下之治。
题眼在《礼记》的另一句:“惟君子为能知乐。”
只有君子,也即士子、读书人,能够听懂音乐的内涵,能够通过倾听世间之乐,来审查、纠正政治得失。
想明白这些,那就很好破题了,王渊提笔写道:“君子观乐之深意,而为治之理得矣。”
为什么说《礼记》难考?
这道题便能体现一二。
《礼记大全》里这一段,朱熹是没有批注的。编撰者引用邵雍的批注来阐述伦理纲常,引用方逢辰的批注来阐述五音之别,关于治政的内容则只字不提。士子们需要结合上下文,自行去揣摩理解,非得有个好老师不可。
而科举的时候,最好还要把邵雍和方逢辰的批注,随便摘下些关键词,用在八股文里做举例论证。这样才能在考生当中脱颖而出,展现自己学问渊博又不脱离考试大纲——《礼记大全》的批注太杂了,而且多得让人头皮发麻,这种批注引用纯粹折腾人。
所以,治《礼记》的士子越来越少,而《春秋大全》比《礼记大全》还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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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试之前数日,士子们拿着路引和官方文书,已经去鸿胪寺报过名。
接着,又带自己准备好的试卷,前往礼部盖章,就是所谓“印卷”。王渊、金罍这种新科举人还好,往届考中的举人,还需把自己的乡试文章一起带去。试卷上填好详细信息,方便礼部安排考房和座位号。
会试流程跟乡试大同小异,也是黑灯瞎火就要入场,也是考生自己钉油布防雨。
历史上这种情况,一直到张居正当首辅才得以改变。
因为天顺年间贡院曾经失火,监察御史是个死脑筋,不敢擅自把贡院的门锁打开,烧死九十多名应考举子,伤者无数。张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训,又认为考棚条件太过艰苦,于是就拆除京城贡院的木考栅,全部改成砖墙瓦顶的考屋。
从此之后,会试考生终于不用再自己钉油布。
今年的竞争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试人数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场会试居然还少了三百。
当然,主要看录取多少。
这谁都说不准,进士名额经常变动,上届录取了三百五十个进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众士子苦等在贡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发抖。也不知是真冷,还是因为太过紧张。
此时的贡院座位有九千个,提前两天便看了座位图,以防止临考时找不到位置。
王渊与邹木挨得不远,中间只隔了八十多号。
这并非巧合。
两人都是治的《礼记》。
按照明初的规矩,《易经》、《春秋》、《礼记》、《尚书》和《诗经》,同考官分配比例为1:1:1:2:2。
其实这个比例,到了正德年间已经很不合理。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进士来举例,《春秋》、《礼记》各二十一人,《易经》七十六人,《尚书》七十人,《诗经》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异常没有?
《春秋》、《礼记》二经的进士太少了,这并非个别现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简单,《春秋》、《礼记》经义太杂,考试的时候容易懵逼。《尚书》虽然公认的学起来最难,但只要学会了,考试其实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难学又难考,《礼记》学起来容易考起来难。
长此以往,治这两经的士子越来越少。而治《诗经》的则多到爆炸,因为《诗经》学起来容易,考起来就更容易。
王渊当初哪知道这些,纯粹是被王阳明和沈复璁带坑里了。
但谁让王阳明和沈复璁是余姚人,那里许多世家祖祖辈辈都治《礼记》。如果按照地域划分,余姚《礼记》天下第一!
这次会试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两人负责《礼记》。
而这两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温仁和,他们共同批改《礼记》卷。
王渊的试卷,百分之百会被王阳明看到,因为两位房官必须重复阅卷,并且要各自给出批阅评语。
敲敲打打把油布钉好,王渊小睡一会儿,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拿到题目之后,王渊直接看《礼记》题,因为“科举重首艺”。这句话,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场”,其中包括四书和五经,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场的五经题。
只要五经题答得好,四书题稍微差些,也很有可能名列前茅。
另外,明代科举并不强制要求做八股文,你牛逼可以自己随便写。不过嘛,八股文是历代士子总结出的文体,只要按照这个格式作文,就能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洁的文字把文章写好,而且最方便考官快速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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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春秋》有时出题太难,并且经义非常复杂,不易概括成一句话来破题。遇到这种情况,治《春秋》的士子就选择不写八股,而是以“论”的方式进行作文——风险很大,遇到不负责的阅卷官,这份答卷直接判为不及格。
第一道《礼记》题为:“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联系经义前文,可翻译如下:“审查声,可以了解音;审查音,可以了解乐;审查乐,可以了解政治,治理天下的方法就完备了。”
当然不可能是字面意思,这里边另有深意。
它跟伦理纲常有关,乐有五音,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君臣民事物。
审乐,即观察天下社会之情况,从而找出治政当中的各种问题。某音不对,代指某个方面有问题,比如宫音微弱、商音杂乱,意味着君臣关系不稳,而且隐隐带有兵戈之象。
盛世之音乐,中正和谐;乱世之音乐,怨怒乖戾;亡国之音乐,困顿哀伤。
礼和乐有教化之功,只要能使礼得其节、乐得其音,就能让国家社稷正常运转。
这道题讨论的不是音乐,而是天下之治。
题眼在《礼记》的另一句:“惟君子为能知乐。”
只有君子,也即士子、读书人,能够听懂音乐的内涵,能够通过倾听世间之乐,来审查、纠正政治得失。
想明白这些,那就很好破题了,王渊提笔写道:“君子观乐之深意,而为治之理得矣。”
为什么说《礼记》难考?
这道题便能体现一二。
《礼记大全》里这一段,朱熹是没有批注的。编撰者引用邵雍的批注来阐述伦理纲常,引用方逢辰的批注来阐述五音之别,关于治政的内容则只字不提。士子们需要结合上下文,自行去揣摩理解,非得有个好老师不可。
而科举的时候,最好还要把邵雍和方逢辰的批注,随便摘下些关键词,用在八股文里做举例论证。这样才能在考生当中脱颖而出,展现自己学问渊博又不脱离考试大纲——《礼记大全》的批注太杂了,而且多得让人头皮发麻,这种批注引用纯粹折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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