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6章 传世品的价值
郑板桥判牍的来历也很有趣。
在古代,老百姓去衙门告状,都要呈上一张“状纸”,写明诉讼的内容。县官在案件审结完毕后,把判辞写在状纸的前页或结尾处,就称为“判牍”。
郑板桥当了十二年的县令,按道理判牍应该很多才是,然而并不然。
因为历朝历代,案牍管理都非常严格,必须集中存放,归档,就连销毁都有固定的年限和格式,甚至除了自然灾害外,基本连销毁的机会都没有。
因此只有县衙里一些有机会接触这些档案的人,因为爱好不惜以身犯险,偷偷将状纸上的判词剪下带出,以资玩赏,才能流传世间。
又经过两百多年后,所能寻到踪迹的就寥寥无几了。
据周至所知,郑板桥同样的东西,只在故宫、国馆、鲁省博物馆三处有收藏,个人私藏里,只有岛国辻本氏个人珍藏中有一份。
这份判牍是郑板桥这个狂怪才子信手为之,因此其书意本质极度彰显,远比郑板桥刻意创作的作品更有研究价值。
郑板桥为了寻求书法艺术的突破,有意掺杂不同书体,刻意求变,取“八分书”之六分半,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六分半”书,成了“扬州八怪”其中之一。
故而这份随手而为的判牍虽然小巧,然将其书风展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委婉可爱。
这幅判牍的尾部,还有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海滨病史”和“齐东陶父”的印鉴,有著名书画艺术家尹瘦石的题签了印章,还有李一氓篆书印“无所住斋鉴藏”,“一氓精鉴”,“一氓所藏”,及楷书印“成都李一氓”,“一氓六十”。
这些印鉴证明了李一氓对郑板桥的喜爱,以及其流传序列。
而另一件东西就更加的重要了,《白阳石涛书画合册》。
这是一份一共十七开画册合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陈淳和石涛的画册。
中国画坛上的大写意流派,准确说起来,其鼻祖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王洽。
到了宋代,梁楷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让大写意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文人标志性风格”。
真正将之构成一套创作理论并将之推向艺术巅峰的,则是明代的陈淳和徐渭,尤其是徐渭,将之变成了一个艺术成就极高的巅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之后的四百多年间,其创设的艺术语言,引来无数后人的追捧效仿。
其后的继承者,就是清初四僧里的八大山人和石涛;再往后就是扬州画派里的黄慎、任颐;之后就是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类似的藏品周至自己也有一件,那就是《白阳青藤山水花鸟六册页》,是陈淳和徐渭两位创派大师的作品,品级远比现在这件要高,但是不如现在这件内容有书有画,传承有序,除了陈淳和石涛的图画外,还有几代收藏者的诗文,附加文化价值更丰富。
这本合册的第十七开有一段题跋,题跋是第一代的收藏者江德量写的,后面还有他的墓志铭。墓志铭来自江德量好友汪中,显然是江德量的后人续上去的。
题跋说明了这个册页的来历。
江德量爷爷叫江世栋,是一个商人,这套册页是他最早收藏的,“当时盖颇自矜贵”,“最宝爱之,摩挲日不去手。”
江世栋生了个儿子叫江恂,也就是江德量的父亲,后来做到了徽州知府。
江恂也收集了大量的金石书画,而江德量自小就耳濡目染。
他父亲看他对这些有兴趣就很高兴,认为儿子既然有兴趣,这些藏品在家族里就可以多藏数十年,算是后继有人。
江德量后来也不负其父祖所望,成年之后考中了乾隆四十五年的榜眼,做了翰林编修,成了乾隆朝的著名学者。
这爷俩除了是收藏家和进士官员以外,江恂本身还是画家,擅长草虫,不过不算太出名,作品只能够存在省级博物馆,周至也有他一幅《萱草蛱蝶》图。
而江德量则还是书法家,尤其善长隶书,这本册页里有一页就是他题写的“灵气天成”四个隶书字,相当漂亮。
江德量的书法作品周至倒是没有收藏,不过江德量曾经有一本《汉酸枣令刘熊碑》拓本,这个拓本后来被带到京城,曾经引起轰动,当时的书法大家翁方纲还特意在自己的笔记里提到这件事儿,这个拓本的双钩本,周至倒是在启老家中见过。
古代文人相互间都有交往,江世栋虽然是商人,却也善于熏陶后辈,与文化人来往密切,曾经帮石涛卖过很多画。
这卷画册本来是一卷陈淳的画册,可惜后来不小心失火,导致这卷册页被“焚弃几半”,于是江家就请石涛和尚以二两银子一幅的价格,给这幅画卷重新续上了,于是这个画册就变成了《白阳石涛书画合册》。
之后这个画册从江家流出,为黄锡禧所获,黄锡禧是清代大盐商黄至筠的儿子,黄至筠的个园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园林,其藏书馆栖云山馆,曾经集中了大量藏品。
黄锡禧请他的老师吴熙载在上面题字。吴熙载是同治年篆书和篆刻的海内第一人,吴昌硕深受其书风影响。
留在这册页上的“风神近古”四字篆书,也是佳品。
其后这帖子又传至民国汉口收藏大家李国松。李国松之后是民国沈阳收藏家,教育部师守玉和其弟师守章。
师守玉是民国著名的收藏家,故宫里多件作品上都有他的印鉴,包括赵之谦仿隋僧智果所作《心成颂》,以及清代著名书法家王铎的等人的书法作品。
最终这个册页才传到了李一氓手上。
这个册页上其实属于陈淳的作品只有六幅,另外六幅是石涛补齐的画作,而剩下的五页,则是历代收藏者的诗歌,文章,书法,鉴藏印章等等,赋予了这件藏品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就是传世品的价值所在,研究其流传脉络,更能从一个侧面证实其真实性,本身也是一种传统鉴藏手段。
这些历任的鉴藏者很多本身就是大艺术家,他们的“鉴定意见”到了后来本身又成了重要文物,这样一路的BUFF叠加起来,就让传世书画作品的价值远超没有流传递序的那些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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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老百姓去衙门告状,都要呈上一张“状纸”,写明诉讼的内容。县官在案件审结完毕后,把判辞写在状纸的前页或结尾处,就称为“判牍”。
郑板桥当了十二年的县令,按道理判牍应该很多才是,然而并不然。
因为历朝历代,案牍管理都非常严格,必须集中存放,归档,就连销毁都有固定的年限和格式,甚至除了自然灾害外,基本连销毁的机会都没有。
因此只有县衙里一些有机会接触这些档案的人,因为爱好不惜以身犯险,偷偷将状纸上的判词剪下带出,以资玩赏,才能流传世间。
又经过两百多年后,所能寻到踪迹的就寥寥无几了。
据周至所知,郑板桥同样的东西,只在故宫、国馆、鲁省博物馆三处有收藏,个人私藏里,只有岛国辻本氏个人珍藏中有一份。
这份判牍是郑板桥这个狂怪才子信手为之,因此其书意本质极度彰显,远比郑板桥刻意创作的作品更有研究价值。
郑板桥为了寻求书法艺术的突破,有意掺杂不同书体,刻意求变,取“八分书”之六分半,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六分半”书,成了“扬州八怪”其中之一。
故而这份随手而为的判牍虽然小巧,然将其书风展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委婉可爱。
这幅判牍的尾部,还有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海滨病史”和“齐东陶父”的印鉴,有著名书画艺术家尹瘦石的题签了印章,还有李一氓篆书印“无所住斋鉴藏”,“一氓精鉴”,“一氓所藏”,及楷书印“成都李一氓”,“一氓六十”。
这些印鉴证明了李一氓对郑板桥的喜爱,以及其流传序列。
而另一件东西就更加的重要了,《白阳石涛书画合册》。
这是一份一共十七开画册合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陈淳和石涛的画册。
中国画坛上的大写意流派,准确说起来,其鼻祖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王洽。
到了宋代,梁楷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让大写意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文人标志性风格”。
真正将之构成一套创作理论并将之推向艺术巅峰的,则是明代的陈淳和徐渭,尤其是徐渭,将之变成了一个艺术成就极高的巅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之后的四百多年间,其创设的艺术语言,引来无数后人的追捧效仿。
其后的继承者,就是清初四僧里的八大山人和石涛;再往后就是扬州画派里的黄慎、任颐;之后就是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类似的藏品周至自己也有一件,那就是《白阳青藤山水花鸟六册页》,是陈淳和徐渭两位创派大师的作品,品级远比现在这件要高,但是不如现在这件内容有书有画,传承有序,除了陈淳和石涛的图画外,还有几代收藏者的诗文,附加文化价值更丰富。
这本合册的第十七开有一段题跋,题跋是第一代的收藏者江德量写的,后面还有他的墓志铭。墓志铭来自江德量好友汪中,显然是江德量的后人续上去的。
题跋说明了这个册页的来历。
江德量爷爷叫江世栋,是一个商人,这套册页是他最早收藏的,“当时盖颇自矜贵”,“最宝爱之,摩挲日不去手。”
江世栋生了个儿子叫江恂,也就是江德量的父亲,后来做到了徽州知府。
江恂也收集了大量的金石书画,而江德量自小就耳濡目染。
他父亲看他对这些有兴趣就很高兴,认为儿子既然有兴趣,这些藏品在家族里就可以多藏数十年,算是后继有人。
江德量后来也不负其父祖所望,成年之后考中了乾隆四十五年的榜眼,做了翰林编修,成了乾隆朝的著名学者。
这爷俩除了是收藏家和进士官员以外,江恂本身还是画家,擅长草虫,不过不算太出名,作品只能够存在省级博物馆,周至也有他一幅《萱草蛱蝶》图。
而江德量则还是书法家,尤其善长隶书,这本册页里有一页就是他题写的“灵气天成”四个隶书字,相当漂亮。
江德量的书法作品周至倒是没有收藏,不过江德量曾经有一本《汉酸枣令刘熊碑》拓本,这个拓本后来被带到京城,曾经引起轰动,当时的书法大家翁方纲还特意在自己的笔记里提到这件事儿,这个拓本的双钩本,周至倒是在启老家中见过。
古代文人相互间都有交往,江世栋虽然是商人,却也善于熏陶后辈,与文化人来往密切,曾经帮石涛卖过很多画。
这卷画册本来是一卷陈淳的画册,可惜后来不小心失火,导致这卷册页被“焚弃几半”,于是江家就请石涛和尚以二两银子一幅的价格,给这幅画卷重新续上了,于是这个画册就变成了《白阳石涛书画合册》。
之后这个画册从江家流出,为黄锡禧所获,黄锡禧是清代大盐商黄至筠的儿子,黄至筠的个园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园林,其藏书馆栖云山馆,曾经集中了大量藏品。
黄锡禧请他的老师吴熙载在上面题字。吴熙载是同治年篆书和篆刻的海内第一人,吴昌硕深受其书风影响。
留在这册页上的“风神近古”四字篆书,也是佳品。
其后这帖子又传至民国汉口收藏大家李国松。李国松之后是民国沈阳收藏家,教育部师守玉和其弟师守章。
师守玉是民国著名的收藏家,故宫里多件作品上都有他的印鉴,包括赵之谦仿隋僧智果所作《心成颂》,以及清代著名书法家王铎的等人的书法作品。
最终这个册页才传到了李一氓手上。
这个册页上其实属于陈淳的作品只有六幅,另外六幅是石涛补齐的画作,而剩下的五页,则是历代收藏者的诗歌,文章,书法,鉴藏印章等等,赋予了这件藏品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就是传世品的价值所在,研究其流传脉络,更能从一个侧面证实其真实性,本身也是一种传统鉴藏手段。
这些历任的鉴藏者很多本身就是大艺术家,他们的“鉴定意见”到了后来本身又成了重要文物,这样一路的BUFF叠加起来,就让传世书画作品的价值远超没有流传递序的那些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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