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一章 两个一切
第1255章两个一切
教主只是一个职务,一个尊称,其本质和大主教一样,都是对某一特定区域负责人的特定称呼。
为了使东方教区能够更贴切中国人民,能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完美的贴合,大主教改称教主,便有着其必然性和重要性。
有鉴于东方教区当前形势的急迫性和危险性,圣约翰*庞麦臣阁下出任东方教主,从而能够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也是历史的必然。
五百年必有圣人出。
作为一个历经沧桑,从平凡走向伟大的历史创造者、改造者、人类文明的高度缔造者,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魏公公是当仁不让的。
魏公公希望能够培养一批改革派,使得这些改革派能够认清东方教区存在的路线错误和思想错误,能够坚定不移的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摆脱旧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彻底打破天主教东方传教事业中出现的种种盲动和种种迷信。
打破旧权威,必须要树立新权威。
五级负责制便是要树立魏公公在东方教区的权威性。
“一切服从东方教主,一切经过东方教主!”
在两个“一切”的精神指导下,魏公公相信东方教区未来一定能够成为天主教腾飞的马达,也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天主教运动的典范。
伟大的人,注定是孤独的。
魏公公不能一个人战斗,他需要战友。
熊三拔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天主教神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利玛窦神父最忠实的学生,所以,由他接任天主教北京分堂堂主一职,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然,在此前数月,魏公公曾多次就天主教人事安排和郭居静、金尼阁、史泰隆等人展开亲切交谈。
在谈到东方教区最重要的中国教区人事安排上,郭居静、金尼阁等人不约而同的推荐熊三拔同志担任北京分堂的堂主。
理由有三点。
一是熊三拔同志尚年轻,今年才52岁。
这个年纪出任中国教区相当于省教长一职的北京堂主,无疑是合适的,也是能胜任的。
二是熊三拔同志是利玛窦神父的好学生,在中国教区包括在华耶稣会都有一定的威望,可以有效压制北京分堂的反对意见。
三是对熊三拔同志的任用可以向耶稣会释放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新任东方主教对于亲华派、融华派是大力重用的。如此一来,一直受到龙华民压制的利玛窦系神职人员必定会热烈拥护东方教主。
魏公公采纳了郭居静他们的意见,这一次亲自来到南堂也是考验熊三拔。
拿下傅汛讯,是为熊三拔正式执堂北京分堂铺路;澳门汇银这件事则是对熊三拔同志忠诚度的考验。
事实证明,熊三拔同志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在大是大非这一块,熊三拔是值得信任的。
按照天主教的制度,神父主教在接受任命时,一般都要半跪接受大主教的洗礼。
新任的东方教主显然不愿意采纳西式洗礼法,所以,在他的要求下,熊三拔同志笔直挺立,竖起右臂,连呼三声“忠诚”,如此,便算是正式受命北京分堂堂主了。
“教务处拟选拔七到九名教务专员,专员由各分堂堂主中抽选,京师作为教会在中国的重中之重,堂主不同于一般省份,望你好自为之。”
魏公公鼓励熊三拔当好这个北京堂主,鼓励他带领手下员工带领手下神职人员和信徒积极分子,积极开拓京师分堂,发展业务,招募人材,为实现天主教在中国的腾飞贡献力量。
根据中国化规划方案第七条,堂主等同于圣品七阶的五品助理大主教,教务专员则等于四品教区主教,而熊三拔原任不过是六品主教,如果他能被选为教务专员,则一下子晋阶两品,这对于已经52岁的熊三拔而言,无疑是事业上的一次飞跃。
显然,魏公公对熊三拔是寄予厚望的。
有关南堂正式组建北京分堂的相关事项,魏公公只要求熊三拔按规划方案来做,遇到自己不能处置的则上报教主定夺。
“遇事莫慌张,写成报告递给我”
具体工作方面,魏公公给了熊三拔同志一些建议和忠告,同时要他注意多提拔年轻的神职人员,尤其是注意要从信徒代表中选拔人材,不拘一格授予神职。
“我们东方教区要打破从前的约束,打破那些坛坛罐罐,要勇于创新,凡是对我们教会发展有利的我们都要去做!”
“今后不管是西方来的,还是东方的,都是我们东方教区的坚实力量,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一定要重视,要培养。我们要力所能竭的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发挥自己所长,让他们在我们东方教区能够感受到其它教区没有的活力!”
“”
一番长谈后,魏公公将一颗铁铸的印信和一封任命状交给了熊三拔。有了这枚印信,熊三拔便可以全权处置北京分堂的一切,除了教主及教务处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北京分堂的工作。
“天不早了,今年是中国人的年三十,你们要和信徒代表们好好聚一聚,必要时可以饮酒嘛。清规戒律固然可以培养人的品格,但适当的放松更可以激发人的活力嘛。”
魏公公在走之前,又特意在熊三拔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南堂库房。库房里摆满了这几十年从西方运来的各种新奇玩意。
左挑挑、右挑挑,临走时,魏公公选中的东西装了两大车。其中就有利玛窦曾送给当今皇爷的西洋钟,样式完全相同。其余的西洋玩意也是数不胜数,每一样都是叫人爱不释手的很。
魏公公不是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私人谋利,更不是挪用贪污什么,而是要将这些东西送给大明朝的皇亲国戚,以便能够为教会获得大明官方正式认可的传教权努力,也为大明皇帝能够同意东方教区组织的远征日本而努力。
礼物,是打动人心的最好东西。
上帝,也是要收礼的,要不然,上帝的门生们吃什么,喝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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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只是一个职务,一个尊称,其本质和大主教一样,都是对某一特定区域负责人的特定称呼。
为了使东方教区能够更贴切中国人民,能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完美的贴合,大主教改称教主,便有着其必然性和重要性。
有鉴于东方教区当前形势的急迫性和危险性,圣约翰*庞麦臣阁下出任东方教主,从而能够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也是历史的必然。
五百年必有圣人出。
作为一个历经沧桑,从平凡走向伟大的历史创造者、改造者、人类文明的高度缔造者,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魏公公是当仁不让的。
魏公公希望能够培养一批改革派,使得这些改革派能够认清东方教区存在的路线错误和思想错误,能够坚定不移的同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摆脱旧有教条主义的束缚,彻底打破天主教东方传教事业中出现的种种盲动和种种迷信。
打破旧权威,必须要树立新权威。
五级负责制便是要树立魏公公在东方教区的权威性。
“一切服从东方教主,一切经过东方教主!”
在两个“一切”的精神指导下,魏公公相信东方教区未来一定能够成为天主教腾飞的马达,也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天主教运动的典范。
伟大的人,注定是孤独的。
魏公公不能一个人战斗,他需要战友。
熊三拔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天主教神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利玛窦神父最忠实的学生,所以,由他接任天主教北京分堂堂主一职,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然,在此前数月,魏公公曾多次就天主教人事安排和郭居静、金尼阁、史泰隆等人展开亲切交谈。
在谈到东方教区最重要的中国教区人事安排上,郭居静、金尼阁等人不约而同的推荐熊三拔同志担任北京分堂的堂主。
理由有三点。
一是熊三拔同志尚年轻,今年才52岁。
这个年纪出任中国教区相当于省教长一职的北京堂主,无疑是合适的,也是能胜任的。
二是熊三拔同志是利玛窦神父的好学生,在中国教区包括在华耶稣会都有一定的威望,可以有效压制北京分堂的反对意见。
三是对熊三拔同志的任用可以向耶稣会释放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新任东方主教对于亲华派、融华派是大力重用的。如此一来,一直受到龙华民压制的利玛窦系神职人员必定会热烈拥护东方教主。
魏公公采纳了郭居静他们的意见,这一次亲自来到南堂也是考验熊三拔。
拿下傅汛讯,是为熊三拔正式执堂北京分堂铺路;澳门汇银这件事则是对熊三拔同志忠诚度的考验。
事实证明,熊三拔同志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在大是大非这一块,熊三拔是值得信任的。
按照天主教的制度,神父主教在接受任命时,一般都要半跪接受大主教的洗礼。
新任的东方教主显然不愿意采纳西式洗礼法,所以,在他的要求下,熊三拔同志笔直挺立,竖起右臂,连呼三声“忠诚”,如此,便算是正式受命北京分堂堂主了。
“教务处拟选拔七到九名教务专员,专员由各分堂堂主中抽选,京师作为教会在中国的重中之重,堂主不同于一般省份,望你好自为之。”
魏公公鼓励熊三拔当好这个北京堂主,鼓励他带领手下员工带领手下神职人员和信徒积极分子,积极开拓京师分堂,发展业务,招募人材,为实现天主教在中国的腾飞贡献力量。
根据中国化规划方案第七条,堂主等同于圣品七阶的五品助理大主教,教务专员则等于四品教区主教,而熊三拔原任不过是六品主教,如果他能被选为教务专员,则一下子晋阶两品,这对于已经52岁的熊三拔而言,无疑是事业上的一次飞跃。
显然,魏公公对熊三拔是寄予厚望的。
有关南堂正式组建北京分堂的相关事项,魏公公只要求熊三拔按规划方案来做,遇到自己不能处置的则上报教主定夺。
“遇事莫慌张,写成报告递给我”
具体工作方面,魏公公给了熊三拔同志一些建议和忠告,同时要他注意多提拔年轻的神职人员,尤其是注意要从信徒代表中选拔人材,不拘一格授予神职。
“我们东方教区要打破从前的约束,打破那些坛坛罐罐,要勇于创新,凡是对我们教会发展有利的我们都要去做!”
“今后不管是西方来的,还是东方的,都是我们东方教区的坚实力量,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一定要重视,要培养。我们要力所能竭的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发挥自己所长,让他们在我们东方教区能够感受到其它教区没有的活力!”
“”
一番长谈后,魏公公将一颗铁铸的印信和一封任命状交给了熊三拔。有了这枚印信,熊三拔便可以全权处置北京分堂的一切,除了教主及教务处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北京分堂的工作。
“天不早了,今年是中国人的年三十,你们要和信徒代表们好好聚一聚,必要时可以饮酒嘛。清规戒律固然可以培养人的品格,但适当的放松更可以激发人的活力嘛。”
魏公公在走之前,又特意在熊三拔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南堂库房。库房里摆满了这几十年从西方运来的各种新奇玩意。
左挑挑、右挑挑,临走时,魏公公选中的东西装了两大车。其中就有利玛窦曾送给当今皇爷的西洋钟,样式完全相同。其余的西洋玩意也是数不胜数,每一样都是叫人爱不释手的很。
魏公公不是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私人谋利,更不是挪用贪污什么,而是要将这些东西送给大明朝的皇亲国戚,以便能够为教会获得大明官方正式认可的传教权努力,也为大明皇帝能够同意东方教区组织的远征日本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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