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务期实用
“假定万殊之物界为实在,而分门别类穷其理者,是为格物学之观点。”————————【原儒】
“都起来。”皇帝摆了摆袖,双手负在身后,召唤道:“马钧,走近前来,看看这个地动仪,可否修复如初?”
马钧作为汉末魏初最出色的发明家,在器物发明上的天赋不逊于张衡,历史上此人连失传数百年的指南车都能通过典籍的几句样式功能的概括而研制出来,如今有地动仪原件,皇帝也已打算派人寻访张衡后人,以马钧的才华,应该不难修复。
“臣、臣、臣不知道。”马钧支支吾吾的说道,他忍不住好奇抬头打量了一下地动仪复杂的内部结构,虽然残缺不全,但他的目光像是被黏住了似得,良久难以移开。
眼前精密的仪器简直是马钧生平仅见,他自问并不如何痴迷巧技,然而一旦见到地动仪,就不可避免的被深深的震撼到了,似乎在心里有一种原始的情感,告诉他生来就是做这个的,钻研巧技才是他一生的归宿而不是捧读经书。
皇帝没有料到马钧心里会有如此复杂的情感,更没有预料到这次将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王辅在一边有些不乐意于马钧的回复,责备道:“未经查实,焉能说自己不知道?”
见马钧惭愧的低下了头,目光闪烁,不知在做什么思想挣扎,王辅又掉头对皇帝说道:“陛下,马德衡此人有巧思、善技艺,若能给他时间,将地动仪观察透彻,必能使此物修复一新。”
王辅的评价让马钧有些不大高兴,潜意识的认为这个评价是形容匠人的,而且皇帝选官用人不都看学识经术么?自己这么个匠人评价,哪里还能入皇帝的眼?
皇帝看到马钧局促的样子,忽然想起了年初王端跟他提议过的事情,那时候马钧成功打造出了曲辕犁,皇帝想给他赏赐,是王端当时建议说让其入太学,原因是此人曾经求学而不得。
看来此人还在兴趣爱好与理想现实之间犹豫不决啊,也对,他这个年纪正是迷茫的时候。
没有对一个行业的热情,就不会有多大的创造力,马钧在皇帝心中的定位可是发明家和设计工程师。如果不能让他坚定对制造的信念,知道这世上除了经学还有别的出路,即便皇帝让他去做,马钧也不会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到头来也只是一个优秀的工匠而已。天下的读书人太多了,并不缺马钧这一个,但优秀的、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发明家却少得可怜。
由此,皇帝深觉有必要给他树立信念,免得他从大流往治学的道路上去了:“你可曾读过《礼记》中的《大学》篇?”
“读、读过。”马钧立即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以为皇帝是要考校他的学问。
王辅则是有些纳闷,不知道皇帝怎么突然转变了话题。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皇帝简短的说完,下意识的往身后看了一眼,今天出来的早,荀攸此时尚在承明殿处理政务,故而没有跟着过来。此时皇帝身边只跟着侍中皇甫郦和黄门侍郎毌丘兴,两人都不是纯粹钻研经学的儒士,对皇帝注解经书章句的行为并无多少抵触的情绪,也没有荀攸、杨琦等人那么敏感:“最要紧、也最基本的,就是‘格物致知’四字。”
皇帝侃侃而谈:“什么是格物致知?就是探究天地之间诸多事物何以存在、有何用处、彼此结合又能如何?所以求知者,务得亲自去实践验证,致使穷究事理,这便是‘格物’。而后将其归纳总结,获得新知,此即所谓‘致知’。”
马钧半张着嘴,全然没想过‘格物致知’能这么解释,这可跟太学明经科的《礼记》博士所说的不一样啊。不仅是马钧,就连皇甫郦与毌丘兴的神色都是惊异万分,反倒是刘琬两手紧握于胸前,一副深以为然的样子。
在皇帝的解释中,‘格物致知’就是指是主体对客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改造活动,人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探究与科研精神,而不应该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可、可是,郑公有、有注称,‘格,来也。物,犹事也’。”马钧曾在郑玄来太学论战时顺便‘谈经’的时候,蹭过几次课,对这一节记忆犹新。在认真讨论经义的时候,他倒是能一口气说出话来了:“格物致知,莫不是说‘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么?”
格物致知是最难解释的一个儒家重要概念,也是儒家专门研究‘物之理’的认识论、方法论。
在皇帝看来,郑玄的解释是错的,不仅如此,就像带队一样,他这个领头的前人走错了路,后世为其影响的学者也跟着走上歪路,将格物致知的解释发展成‘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往‘良知’、‘天理’这种道德层面上去了。完全偏离了皇帝所认为的主旨,也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知识分子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大学》中所言‘物格而后知至’,是先有物,后有知。而郑君却将‘致知’置于‘格物’之前,说成了先有知,后有物,这岂非是因果颠倒、有悖于经义?”皇帝直言不讳的指出郑玄的错误,断然说道:“是故郑君所言,在这里是错的。”
错的?
郑玄乃当世数一数二的大儒,治学严谨、博学多才,不仅学贯古今经学,而且还融会贯通,隐然有自成一派宗师的趋势,天下绝大多数士子,无不将其在经书上的所注所解奉为圭臬。可这样一个硕儒对《礼记·大学》的解释,居然直接被皇帝认定为是错的。
如果在场有郑氏门生,即便对方是皇帝,也得跳起来跟抗辩维护几句。
然而此时在场的并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众人都被皇帝的那番话陷入到深深的思索中去了,刘琬等人尚且好些,虽然震惊,但也沉得下心来,他们毕竟已经成年,具有成熟的思辨能力。毕竟儒家经书讲究的是微言大义,短短几个字,谁都能解释出一套道理来,即便郑玄对这句话的解释是错的,那也不代表皇帝的解释是对的。
在讲求道德的当下,皇帝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虽然新奇,但并没有彻底动摇众人的理念。
反倒是王辅与马钧这两个半大小子,世界观尚未成熟,像是还没有搭建好的房子,被皇帝一下子就给踹塌了。
马钧下意识的想辩驳,却又不知从何谈起,心里更是隐隐有一个声音再告诉他,皇帝说的是对的。无论文王演《易》、还是鲁班造锯,不都是上古圣贤通过对天地之间诸事物的探究,总结出来的经验道理?如果通过实践就能探求世间的道理、得授官爵,那自己何必捧书苦读?
仿佛有一条从未见过的宽阔大道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那前途的光明冲破了自己多年以来抉择的痛苦与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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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起来。”皇帝摆了摆袖,双手负在身后,召唤道:“马钧,走近前来,看看这个地动仪,可否修复如初?”
马钧作为汉末魏初最出色的发明家,在器物发明上的天赋不逊于张衡,历史上此人连失传数百年的指南车都能通过典籍的几句样式功能的概括而研制出来,如今有地动仪原件,皇帝也已打算派人寻访张衡后人,以马钧的才华,应该不难修复。
“臣、臣、臣不知道。”马钧支支吾吾的说道,他忍不住好奇抬头打量了一下地动仪复杂的内部结构,虽然残缺不全,但他的目光像是被黏住了似得,良久难以移开。
眼前精密的仪器简直是马钧生平仅见,他自问并不如何痴迷巧技,然而一旦见到地动仪,就不可避免的被深深的震撼到了,似乎在心里有一种原始的情感,告诉他生来就是做这个的,钻研巧技才是他一生的归宿而不是捧读经书。
皇帝没有料到马钧心里会有如此复杂的情感,更没有预料到这次将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王辅在一边有些不乐意于马钧的回复,责备道:“未经查实,焉能说自己不知道?”
见马钧惭愧的低下了头,目光闪烁,不知在做什么思想挣扎,王辅又掉头对皇帝说道:“陛下,马德衡此人有巧思、善技艺,若能给他时间,将地动仪观察透彻,必能使此物修复一新。”
王辅的评价让马钧有些不大高兴,潜意识的认为这个评价是形容匠人的,而且皇帝选官用人不都看学识经术么?自己这么个匠人评价,哪里还能入皇帝的眼?
皇帝看到马钧局促的样子,忽然想起了年初王端跟他提议过的事情,那时候马钧成功打造出了曲辕犁,皇帝想给他赏赐,是王端当时建议说让其入太学,原因是此人曾经求学而不得。
看来此人还在兴趣爱好与理想现实之间犹豫不决啊,也对,他这个年纪正是迷茫的时候。
没有对一个行业的热情,就不会有多大的创造力,马钧在皇帝心中的定位可是发明家和设计工程师。如果不能让他坚定对制造的信念,知道这世上除了经学还有别的出路,即便皇帝让他去做,马钧也不会投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到头来也只是一个优秀的工匠而已。天下的读书人太多了,并不缺马钧这一个,但优秀的、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发明家却少得可怜。
由此,皇帝深觉有必要给他树立信念,免得他从大流往治学的道路上去了:“你可曾读过《礼记》中的《大学》篇?”
“读、读过。”马钧立即打起了十二万分的精神,以为皇帝是要考校他的学问。
王辅则是有些纳闷,不知道皇帝怎么突然转变了话题。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皇帝简短的说完,下意识的往身后看了一眼,今天出来的早,荀攸此时尚在承明殿处理政务,故而没有跟着过来。此时皇帝身边只跟着侍中皇甫郦和黄门侍郎毌丘兴,两人都不是纯粹钻研经学的儒士,对皇帝注解经书章句的行为并无多少抵触的情绪,也没有荀攸、杨琦等人那么敏感:“最要紧、也最基本的,就是‘格物致知’四字。”
皇帝侃侃而谈:“什么是格物致知?就是探究天地之间诸多事物何以存在、有何用处、彼此结合又能如何?所以求知者,务得亲自去实践验证,致使穷究事理,这便是‘格物’。而后将其归纳总结,获得新知,此即所谓‘致知’。”
马钧半张着嘴,全然没想过‘格物致知’能这么解释,这可跟太学明经科的《礼记》博士所说的不一样啊。不仅是马钧,就连皇甫郦与毌丘兴的神色都是惊异万分,反倒是刘琬两手紧握于胸前,一副深以为然的样子。
在皇帝的解释中,‘格物致知’就是指是主体对客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改造活动,人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探究与科研精神,而不应该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可、可是,郑公有、有注称,‘格,来也。物,犹事也’。”马钧曾在郑玄来太学论战时顺便‘谈经’的时候,蹭过几次课,对这一节记忆犹新。在认真讨论经义的时候,他倒是能一口气说出话来了:“格物致知,莫不是说‘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么?”
格物致知是最难解释的一个儒家重要概念,也是儒家专门研究‘物之理’的认识论、方法论。
在皇帝看来,郑玄的解释是错的,不仅如此,就像带队一样,他这个领头的前人走错了路,后世为其影响的学者也跟着走上歪路,将格物致知的解释发展成‘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往‘良知’、‘天理’这种道德层面上去了。完全偏离了皇帝所认为的主旨,也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知识分子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大学》中所言‘物格而后知至’,是先有物,后有知。而郑君却将‘致知’置于‘格物’之前,说成了先有知,后有物,这岂非是因果颠倒、有悖于经义?”皇帝直言不讳的指出郑玄的错误,断然说道:“是故郑君所言,在这里是错的。”
错的?
郑玄乃当世数一数二的大儒,治学严谨、博学多才,不仅学贯古今经学,而且还融会贯通,隐然有自成一派宗师的趋势,天下绝大多数士子,无不将其在经书上的所注所解奉为圭臬。可这样一个硕儒对《礼记·大学》的解释,居然直接被皇帝认定为是错的。
如果在场有郑氏门生,即便对方是皇帝,也得跳起来跟抗辩维护几句。
然而此时在场的并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众人都被皇帝的那番话陷入到深深的思索中去了,刘琬等人尚且好些,虽然震惊,但也沉得下心来,他们毕竟已经成年,具有成熟的思辨能力。毕竟儒家经书讲究的是微言大义,短短几个字,谁都能解释出一套道理来,即便郑玄对这句话的解释是错的,那也不代表皇帝的解释是对的。
在讲求道德的当下,皇帝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虽然新奇,但并没有彻底动摇众人的理念。
反倒是王辅与马钧这两个半大小子,世界观尚未成熟,像是还没有搭建好的房子,被皇帝一下子就给踹塌了。
马钧下意识的想辩驳,却又不知从何谈起,心里更是隐隐有一个声音再告诉他,皇帝说的是对的。无论文王演《易》、还是鲁班造锯,不都是上古圣贤通过对天地之间诸事物的探究,总结出来的经验道理?如果通过实践就能探求世间的道理、得授官爵,那自己何必捧书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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